加拿大是地处北美洲的一个美丽国度,她的静谧、广阔和包容令无数怀揣留学之梦的学子魂牵梦萦。我对这个繁华却不招摇的国度同样倾心万千。在签证率处于历史冰点的2001年,经过了充分准备的我从众多学子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了签证关。手里拿着来之不易的签证、怀里揣着妈妈前一天洗好的家人合影,耳边回荡着爸爸临行前的切切叮嘱——“记住,你能行”,我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国际航班,开始了我辛酸但不乏快乐、忙碌却充满激情的北美留学生活。
直面预科班的隐性歧视
大学预科班是多数高中生留学的必经之路,培养对象主要是母语非英语、想尽快适应全英文教学环境的国际留学生。在预科班里,我感受到了纯英语教学的新鲜和快乐,也结识了不少朋友,这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举目无亲的小丫头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这里的学习压力不算很大,但是处处都要用到英文,写文章、答试卷,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可我很害怕用英语跟人进行口头交流。在这方面,中国留学生往往爱“投机取巧”,不仅总往中国人多的地方扎堆,而且一扎堆就纯粹用中文交流。这样一来,虽然身处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我的英语口语却未因此获得突飞猛进的进步,所以我时常告诫那些以为在国外留学就一定会提高英语口语表达能力的人:出国的人英语口语未必好,没出国的人英语口语未必不好;对于学习英语来说,外界环境很重要,但关键还是要靠自己!
我在新环境中日子过得不错,也逐渐适应了加拿大的学习和生活。渐渐到了报考大学的关键时刻,我的托福考试成绩不错,关键就看我大学预科班六门课程的平均成绩了。如果平均成绩足够好,我就能申请到全额或高级别的大学奖学金。但我碰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的会计成绩不好,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提高该科目成绩,我的平均成绩就会受到影响。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刻苦努力,争取在会计课程的期末考试中拿到优秀成绩。根据加拿大的评分标准,任何测验和作业的成绩都计算在科目的最终成绩内,其中期末考试所占的分数比重最大,对于提高总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我做了充分的期末考前准备,劲头不亚于在中国的高考复习。考完后,我自觉考得不错,但心里还是不踏实。等学校公布了正确答案,我凭借高三锻炼出来的估分技能,估计自己能取得90分以上的好成绩时,才觉得悬石落定,只待成绩的发放。
但是,等会计成绩下来后,我发现分数极低,只有71分,甚至都没有达到班级会计成绩的平均分!这当头一棒打得我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我的朋友安慰我说也许是分数算错了,让我去向老师说明情况并要求查看试卷。在加拿大,学生如果觉得分数和自己估计的不符,完全可以申请查分,这是基本的人权。虽然我知道预科班那位教会计课程的老师不太喜欢中国人,觉得希望渺茫,但为了大学梦,我还是决定试试。当我提出要查看试卷的时候,那个老师大声说道:“I left it at home.”一周之内我问了他三次,得到的都是同一个回答。时间如金,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而由于那位老师一再拖延,我申请大学奖学金的最佳时间就此延误,这位老师的行为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学生的基本人权。那时班里的很多中国学生对这位老师平时歧视中国人的态度都十分不满,我们便决定集体联名向校长投诉。我作为代表见了校长,校长说会找这位老师谈话,给我们一个交代。
隔天,我在学校走廊里偶遇那位老师,他恶狠狠地对我说:“I know you did that, right?” 我回答:“Yes, I did.”老师更加气愤,说:“You know what? You’re playing a dangerous game!”我顺口回应了一句:“I like it.”老师此时已瞠目结舌,说道:“Ok, we’ll see!”我的话显然激怒了老师,所以他才会让我“走着瞧”。其实,如果我的口语好,可能用词会更委婉些,在表明立场的同时也不会把场面弄得这么剑拔弩张。这之后我后怕了很久,害怕那位老师真的会找我麻烦。好在加拿大法制非常健全,留学生的人身安全还是很有保障的。但最后,我的查分申请终究以失败告终,为此我所获得的奖学金减少了两千加币(按照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一万两千元),损失不小。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从这件事中我也得到了一个启示: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不能一味地隐忍和接受,对于自己的权利要据理力争。
虽然后来听说那位老师因为歧视中国人最终被学校解雇了,可是我们很多中国留学生的损失也不了了之了。这件事情是我到加拿大后第一次感受到的隐性歧视。
奋力闯过口语关
在大学里,group work是我们每年必经的一项考核。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比考试难得多的一项必做功课。一年级的时候,我分到的小组都还不错,组长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能力强而且很照顾组内成员,为全组取得好成绩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很多口头工作都由组长代劳,我也就没有太关注自己那糟糕的口语。二年级的时候,必修课中最难的Marketing课程分组时,我被随机分到一支娘子军中,小组另外的四个成员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白人,这次分组让我经历了人生中难忘的重大挫折。
我们每周都会有group meeting,当小组成员们一起讨论如何改进作业时,她们经常会跑题聊一些生活琐事。对于我这个口语不好的人来说,想听懂她们的闲聊都不容易,就更别说加入她们的谈话了。久而久之,她们四个人认为我孤僻、不合群,渐渐疏远了我,甚至有时开会也不通知我。此时,我才意识到口语差成了我融入加拿大生活圈的一大障碍。当我向其中一个小组成员寻求帮助时,她甩给我一句:“I can’t help you. This is your job. I don’t like wasting my time, my life.”令我气愤和不解的是,既然是group work,为什么大家不能互相帮助呢?那一刻,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切只能靠自己。这也使我忽然产生了莫名的旺盛精力,我日夜不停地翻阅资料,想努力写出令自己满意、让大家叫好的report,但因为研究对象是加拿大的一个当地企业,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得到理想的内部信息。我只好在缺乏理想信息的情况下勉强完成了自己负责的部分,并通过MSN发给了组长,半小时后得到了这样的回复:“Wendy, all you have done is useless! You’re so useless! And you Chinese girls are useless!”看到这段回复,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一个在国内被光环围绕、“不可一世”的英文高手,来到加拿大得到的评价却是useless。这如同尖刀般无情的评价刺痛了我脆弱的自尊心与来加拿大后逐渐削弱的自信心。
当时,我很想给父母打电话诉苦,却又怕父母担心,于是我隐藏起所有的伤痛,一个人蹲在屋子的角落里痛哭起来。想起临行前爸爸的叮嘱,我自问:我真的能行吗?也许我真的做不到,也许我真的做不好。此时我多么希望能回到父母身边,有家人庇护的日子该多好。平生第一次,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从此,我再也没有出现在那几个小组成员的面前,我选择了逃避。老师找我谈话,稍稍安抚了我后,告诉我:由于小组成员对我的评价较差,我只能取得她们平均分数再降一等级的分数。就这样,我得了四年大学生活中最差的分数:C—。
经历过这些后,我将耻辱变成了动力,开始不懈地努力。爸爸的那句“记住,你能行”不断浮现在我脑海中。在这句话的鼓励下,我开始了疯狂的口语补习过程:凡是学校免费提供的口语课程我全部参加;每天回家都要抽出时间看英文影视剧,尤其是Friends,这部美剧对我帮助很大(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看英文影视剧要遵循正确的观看方法:第一遍单纯地听,不看任何字幕;第二遍看英文字幕,找出不明白的语言点,尤其是习语;第三遍可简单参考中文字幕;最后,不断地听同一段对白,跟读并模仿发音);有时间我就出去逛街,逛街时到处寻找和当地人对话的机会,与他们谈论不同的话题,这是提高和检验自己口语水平的极佳途径;在保证自己的成绩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我还找到了打工的地方,工资很低,每个小时仅有五加币,但我的目的是提高口语,工资多少也就无所谓了。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我的口语有了显著的提高,尤其是发音进步很大,每次开口说话都会被母语是英语的“老外”(在加拿大,其实我们中国人才是“老外”)夸奖,说我的英语听上去不像第二语言,说得很地道。
口语有了提高,加之学习成绩优秀,我在大四的时候申请到了一份众多学生梦寐以求的校园工作,那便是TA (助教)。从此,我拥有了自己的office hour (每周回答学生问题的固定时间)。我用英语把专业问题解释给来提问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当他们得知我是中国人时,常常对我流利地道的英文和耐心精到的解说赞叹不已。除了解答问题,我还和其他两位TA负责出作业题、判作业、算分数、出试卷、记考勤,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监考。一次期中考试前,我正在考场前面分发试卷,一个学生走过来问我她的座位号码,当我抬头那一瞬间,我们彼此都惊呆了,她就是曾经羞辱我、说我useless的那位小组成员,没想到再次见面会是我当监考,她是考生。由此看来,不懈的努力终有一天会得到回报的。
如今的我已经成为天津新东方学校综合能力部的一名口语教师,两年多的任课让我收获了很多,感悟了很多。回想起在加拿大的辛酸留学历程,我觉得,如果没有挫折也就不会有我取得的丰硕留学成果,我也就没有勇气和资本站在新东方的讲台上。有的人盲目追求留学,有的人对留学不屑一顾,风流潇洒的富家子弟把留学作为贪图享乐的途径,急功近利的家长把留学当成孩子日后求职就业的敲门砖。然而,我的经历告诉我:只有当你把留学变成磨练心智的旅途和使自己获得成长的沃土时,你的生活才会真正富有,生命才能得以升华。一路走来,我始终相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记住你能行!
记住,你能行———加拿大留学生活难忘一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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