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
比尔·多诺汶肯定会喜欢网络。这位美国间谍大王对情报着迷，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建立了战略事务办公室，后来又为中央情报局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多诺汶相信，在谍报职业这个“大游戏”中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如今，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买书和寄信这样的日常活动，也正在改变多诺汶曾经从事的这个职业。
最近的这次革命性的改变不仅仅是一个人偷看别人的电子邮件的问题，这样的电子间谍活动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国际互联网已经派生出一个可称为点击谍报的完整的产业。间谍们把它称为“公开来源情报”。随着互联网的增长，这样的情报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1995年中央情报局举办了一个竞赛，看谁能够收集到关于“布隆迪”的最多信息。胜者胜出了一大截，却是弗吉尼亚的一家小公司，名为“公开来源解决方案”，它的明显优势是它对电子世界的把握。
在这个新的电子世界中最引起轰动的是一个叫司特雷福的公司，它是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个私营的情报分析公司。该公司的业务是将覆盖全球各个国家的情报销售给“麦克德莫国际”这样的能源公司。它的许多预测在网上都可以查阅，网址 www.straitford.com。
该公司的总裁乔治·弗莱德曼说，他把网络世界视为情报收集和情报发布两方面相互增强的工具，是间谍们的梦想。上周，他的公司正在从远在世界的另一角落收集零散的信息，并预测在乌克兰将发生一场危机。“一旦这个报道发布，我们将从乌克兰突然新增500个浏览用户，”弗莱德曼，一位前政治科学教授说，“我们将听到其中一些人的回应。”当然公开来源的谍报活动的确有它的风险，因为很难区分正确与错误的信息。这正是司特雷福公司挣饭吃的地方。
弗莱德曼只在奥斯汀市雇用了为数不多的雇员。其中的一些有军事情报工作背景。他把公司的“局外人”地位视为它成功的关键。司特雷福公司的简报听上去不像华盛顿当局常常提供的躲闪的言辞，政府机构往往避免发布引人注目的言论，因为这些言论可能出错。弗莱德曼说，司特雷福公司为其独立的声音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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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政治家埃德蒙·柏克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一个被误导的事业如果要成功，它惟一需要的是好人无所作为”。一个这样的事业现在正在寻求终止生物医学的研究，因为有这样一种理论说，动物享有权利禁止它们被用于实验。科学家应该对动物权利鼓吹者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因为他们的言论混淆了公众的视听，从而威胁到卫生知识和卫生服务的进步。动物权利运动的领导者将矛头指向生物医学研究，原因在于它依赖公共资金的资助，并且很少有人懂得医学研究的过程。当人们听到医学实验虐待动物的指控时，许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故意伤害动物。
例如，在近期的一次集市上，一位老奶奶站在动物权利宣传点前散发小册子，规劝人们不要使用动物制品和动物实验制品——肉类，毛皮，药物。当被问到她是否反对免疫接种时，她问疫苗是否来自动物实验。当被告知的确如此，她回答道，“那么我不得不说，是的，我反对接种”。当被问到瘟疫爆发怎么办时，她说，“不用担心，科学家会找到一种方法，用计算机来解决问题”。看，这样好心的人们就是不明白。
科学家必须把他们的意思传达给公众，并且要使用有同情心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一般人能够明白的语言，而不要使用分子生物学的语言。我们需要说明动物实验与祖母的髋骨更换、父亲的心脏搭桥、婴儿的免疫接种、甚至宠物的注射针剂都密切相关。许多人不明白获得这些新的治疗方法和疫苗都必须进行动物实验。对于他们来说，动物实验说得好是浪费，说得不好是残忍。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科学家可以进入中学课堂，展示他们的实验结果。他们应该对报刊的读者来信及时做出反应，以防止动物权利的误导言论在毫无质疑的情况下横行，从而获得一副真理的面容。科研机构应该对外开放，让人参观，向人们展示实验室里的动物获得了人道的对待。最后，因为最终决定因素是病人，医疗研究机构不仅应该积极争取斯蒂芬·库柏这样的名人的支持——他对动物实验的价值勇敢地进行了肯定——而且应该争取所有接受治疗的病人的支持。如果好人无所作为，一群不明真相的公众真的有可能扑灭医学进步的宝贵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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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铁路公司相互联合，组成了超大型集团，引起人们对垄断行为的极大关注。近至1995年，四家大型铁路公司占有整个铁路运输业务的约70％。到明年，一系列兼并活动完成之后，四家铁路公司将控制90％以上的铁路运输业务。
支持组建超大型铁路集团的人认为，兼并将带来成本的大幅降低，服务项目的更好协调。他们认为，在公路运输的激烈竞争面前，垄断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但许多客户却抱怨说，对于依赖长途运输的大宗商品来说，如煤炭、化学制品和粮食，由于公路运输花费太大，这样铁路公司就会“掐他们的脖子”。
铁路运输业内的大规模联合意味着多数客户将会依赖一家公司的服务。通常，铁路公司对这些“被控”客户的收费要比有另一铁路公司竞争业务时多20％～30％。如果客户感到他们被多收费，他们有权上诉到联邦政府的“陆路运输局”以争取价格下调。但这个过程耗财、耗时，并且只有在真正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才有作用。
铁路公司对“被控”客户进行区别对待的依据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会降低所有人的成本。他们认为，如果铁路公司向所有客户收取同样的普通价格的话，那么，可以使用公路运输或其他交通工具的客户将会转移，使剩下的客户来承担铁路正常运作的开销。这种理论得到了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使铁路公司获得了一个决定谁败谁荣的权利。“我们是否真的想让铁路公司成为在市场上决定谁败谁荣的裁决者呢？”马丁·贝科维奇问道。他是一位常常代表铁路客户的华盛顿律师。
许多“被控”客户还担心他们很快将遭遇一轮新的大幅涨价。从整体来说，虽然铁路行业有耀眼的资产，但它的收入仍然不足以支付为满足不断增长的运输需要而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然而铁路公司仍然继续贷款数十亿美元来进行相互兼并，而华尔街也鼓励它们这样做。请想一想今年南诺弗克公司和CSX公司为兼并康雷尔公司所花的102亿美元吧。康雷尔公司1996年铁路运营纯收入为4.27亿美元，这还不足这宗交易运作成本的一半。谁来支付其余的费用？许多“被控”客户担心他们会，因为南诺弗克和CSX公司将增加对市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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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英国死亡很紧迫，在加拿大死亡不可避免，在加利福尼亚死亡可以选择。难怪，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人的寿命几乎翻了一番。髋骨不行了可以更换，临床的忧郁症得到了控制，白内障仅用30分钟手术便可以切除。这些进步给老年人口带来的高质量生活在50年前我刚从事医学时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即使有一个伟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死亡也是无法战胜的——而我们不能面对这个现实，正危及我们自身的伟大。死亡是正常的；我们的基因决定我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环境里也会解体和灭亡。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懂得这一点，但是作为医疗消费者，我们常将死亡视为一个问题来解决。由于医疗费用由第三方支付，我们常常要求用尽所有的医疗手段，即使它们不会有任何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晚期癌症的治疗。医生由于不能治愈疾病，同时又担心病人失去希望，常常采用极端大胆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远远超出了科学能够认同的界限。
1950年，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是127亿美元。2002年，这项开支将达到15400亿。任何人都明白这个趋势不可持续，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扭转它。有些学者总结说，如果政府资金有限，它应该停止支付延缓某一个年龄以上人群寿命的医疗费用——比如83岁左右。据说，科罗拉多州前州长理查德·拉姆曾经说，老年多病者“有责任死去和让位”，以让更年轻、更健康的人们去发挥他们的潜能。
我不会说得这么绝对，毕竟现在精力充沛的人们通常能工作到60岁，甚至更久，并仍然具有惊人的创造力。78岁的Viacom公司总裁萨姆勒·雷斯顿开玩笑说他只有53岁。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欧康奈70有余，前卫生局医务主任C·库普80来岁还出任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总裁。这些领导人就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对疾病的防治是有意义的，证明我们能够对付年龄带来的健康问题。作为一名年仅68岁的人，我希望像他们一样在老龄阶段保持创造力。
然而在这样的追求中，一个社会能够承担的费用是有限的。作为一名医生，我深知最昂贵和最激进的手段也可能是无效的和痛苦的。我也深知在医疗开销少得多的日本和瑞典，人们获得了比我们更长的、更健康的寿命。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可能在寻求不可能奏效的治疗方法上花钱太多，而在研究能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更平常的方法上花钱太少。
历年阅读理解真题译文——2003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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